什么导致了大顺差？

Original 2018-03-10 秦晖秦川雁塔

——古商路上的逆差贸易（3）

纵览古今中外，一般地说，一个总量较大的经济体在对外贸易中出现高顺差，不外乎这么几个可能的原因：

1，技术优势。这使它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可以靠量大质优的产品增加出口额，甚至生产出别人必需的独门产品，可以凭需求刚性漫天要价。因此尽管其国民富裕，对外也在买买买，可是卖卖卖还是更厉害。像当代的德、日等发达国家就是因此成为顺差大国的。
　　

日本汽车制造业

2，成本优势。有些国家技术上并无绝活，但可以利用劳务、地价、利息等的低廉增加出口。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走过这种利用廉价要素“八方引资，四海售货”的“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而劳动力廉价也对进口构成购买力屏障，甚至不怎么需要关税壁垒就可以从低进口、高出口两个方向造成高顺差。
　　

3，多马顺差或“低人权优势”。1970年经济学大家艾弗西. 多马提出著名的“多马奴隶制假说”，他注意到历史上奴隶制、农奴制与大宗出口商品生产之间的相关，认为对大规模出口性农业而言，在劳动力不足时奴隶-农奴制比自由劳动更具竞争力。他列举了16-17世纪俄国的农奴化与东欧的“二度农奴化”，以及美国内战前南方奴隶制，指出前者并不是“中世纪黑暗的遗留物”，而是在自由农业盛行多时后，为适应出口农业的需要而产生的。后者更是在殖民者母国（英国）从无奴隶制传统的情况下，为发展出口农业而从非洲引进的。
　　

多马模型只是关于奴役制（奴隶-农奴制）与大规模商品性农业相关性的假说，他并未提到出口与顺差。但是他举出的奴役制大规模商品性农业都是出口型的，并且几乎都成了大量出口而很少进口的顺差典型。前引布罗代尔关于俄罗斯与东欧外贸的描述就是如此。而更加典型的是：美国内战前整个联邦长期贸易逆差，尤其是北方自由州的国际贸易和对南方贸易都是逆差，而奴隶制的南方则相反，国际贸易与对北方的贸易都是顺差。
　　

俄国庄园中的农奴

后来克鲁格曼等提出这种现象可能不限于农业，也可能不限于奴役制，东亚“血汗工厂”对高顺差经济的作用也可能是同样道理。而笔者提到的白人统治时期南非也是靠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大量顺差的例子（今天消灭了种族隔离的南非已经是一个典型的逆差国家）。

结合“昂纳克寓言”等逻辑上的思考，笔者提出了“低人权优势”概念。所谓“优势”当然是带引号的，不意味着对其有任何价值上的肯定。但这个概念用以解释古今一些国家出现高顺差的机制，我以为是成立的。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奴隶劳动就是廉价劳动，因此也可以归入上述原因“成本优势”中。但是后来的分析指出，这种“优势”的作用可能不仅限于压低工资，甚至可能主要不在于压低工资。

事实上，克鲁格曼等人在对“多马模型”的讨论中就提出自由工人的工资不能与奴隶的日常花费相比，如果考虑到购买奴隶和养育未成年奴隶的费用、监督和防逃的费用，那么奴隶劳动可能并不“廉价”。

而经济诺奖得主福格尔关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生活费用甚至高于北方工人的说法更是惊人。关于南非，人们也注意到种族隔离下南非黑人工人的工资尽管远低于本国白人，但仍然比周边国家“自由黑人”的工资高不少，以至于当时南非就成为周边国家黑人涌入打工之地。
　　

因此“低人权优势”与“低工资优势”尽管现实中可能重合，但并不必然如此。这两种“优势”并不是一回事。
　　

那么在要素价格之外，前一种“优势”还能表现在哪里？笔者提出“要素整合成本”这一概念，必须指出，这一概念不能混淆于所谓的“交易成本”。科斯所谓的交易成本是就自由人而言的，指的是用一种契约整合组织（自由企业）来降低无数个体经济带来的成本，它强调的仍然是契约自由。

但事实上，有时无契约的强制就是比讨价还价的订约更“高效”：例如在16世纪的俄罗斯，为了出口粮食建立的大庄园如果在地广人稀的俄国到处招徕来去自由的劳工，会比以强制手段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即农奴化麻烦得多。

美国南方的奴隶劳动未必廉价，但他们驯服听话吃苦耐劳，却可能比那些工资并不高但经常讨价还价还会闹罢工的北方工人干活更有效率。更不用说强制征地比交易买地更加“高效”了。

无论这类做法在其他方面的利弊如何——福格尔就认为即便南方奴隶制更有“效率”，南北战争也值得打，因为自由本身是无价的。但是这些地方的高顺差，的确与这种低人权在一定条件下降低要素整合成本的“优势”有关，这是不难发现的。
　

　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种植园

4，工业化投资产生的顺差。国际间产生的工业化投资，从“资本项目”来讲比较简单：资本输出国是逆差，资本输入国是顺差。但从“经常项目”来讲就比较复杂，一般对发达国家而言主要有两种情况：
　　

已工业化国家对工业化中国家的“出口型投资品贸易”。国际上工业化的扩展，一种方式是工业化国家直接到后发国家去投资设厂，而后回购其产品。这样的话工业化国家通常最后会形成资本项目逆差和经常项目逆差。但初期阶段即便是外商直接投资，其建厂的资本品也是经外贸途径进入的，在其形成大量生产能力可以返销商品前，工业化国家会有大量外贸顺差。
　　

另一种方式不是外商直接投资，而是后发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购买投资品，自己搞工业化，而且形成生产能力后主要也不是外销，而是搞“进口替代”。那样的话就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大量贸易逆差——也就是已工业化国家的顺差。
　　

5，资源输出优势。典型的就是石油输出国长期大量顺差积累的“石油美元”。这些国家并没有什么技术优势，要素价格通常也不低，也谈不上什么独特的体制，但就是命好，石油多得卖钱花不完，大量顺差毫不奇怪。
　　

6，重商主义保护政策。前已指出所谓重商主义确切译法应为控商主义，就是运用国家权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人为打压进口而促进出口。这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然会使出现顺差的几率大升。

不过如今“重商主义”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国家以关税壁垒方式来操作的干預行为。但在更广泛的古今中外，比关税壁垒更严厉的管制其实屡见不鲜，所以单纯以关税高低来衡量贸易自由度有时很误导人。笔者曾经举过一个极端之例：红色高棉根本没有商税，但他们几乎杀光了商人，能说它是贸易自由的典范吗？
　　

7，“消费劣势”。简单地讲就是由于对进口货缺乏购买力而产生的“穷国的顺差”。实际上，所谓顺差就是国际贸易中多卖少买，但多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笔者前面提到的各项机制中也许买的并不少，但顺差原因在于卖的实在太多（典型的如当代的德、日和一些石油输出国），这通常令人羡慕。

而笔者这里讲的“消费劣势”指的是相反的情况：卖的并不多，但买的更少，这当然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情况。例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后的一段时间都出现过出口的大幅增长，但贸易反倒产生逆差。因为随着转型“休克”期过后他们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居民消费能力大增，进口比出口增长得更快。那么，他们应该羡慕我们明清“白银时代”的那种顺差吗？
　　
以上7项原因中，有的令人羡慕，有的让人反感。所以一味夸奖或一味诅咒顺差都是不对的。
　　

而这7项原因，第1、4、5项会导致“多卖”，2、3、6项既会导致“多卖”也会导致“少买”，只有第7项只会导致“少买”。除了这7项，笔者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导致高顺差的原因。

当然，这些因果只是逻辑上的，所谓逻辑就是要由“逆”转“顺”有它比没有强，并不是说有它就一定能如何。例如，现实中实行贸易保护壁垒的国家未必一定会出现顺差，逆差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不实行这种政策，逆差就会更大。而一个顺差国家可能兼有7项中的几项，但如果一项都没有，我想是不可能出现顺差的。
　　

从逻辑上逆推，我们也可以给出导致高逆差的七个可能原因：
　　

1，技术劣势，许多有需求的商品，尤其是高附加值商品无法自产，或是自产效率低下，质差量少耗大价昂，无法与舶来品竞争。
　

2，成本劣势，劳务、地价、利息高昂，资源稀缺，即便技术先进，自产也不合算，只能买买买了。

3，与“低人权优势”相反的“高人权劣势”：内战前美国北方与南方相比的逆差、南非种族隔离取消后产生的逆差等等。当然这也不是价值观上的“劣势”。实际上例如美国南北战争后消灭了奴隶制，南方的“竞争优势”与北方的“劣势”同时消除，美国也由此摆脱了“劣币驱逐良币”（此劣乃价值判断）的隐患，全美的经济竞争力均得到提升并发挥了国际经济中的技术优势。从1870年代起，美国由殖民时代以来长期的外贸逆差转变为持续百年的顺差，直到1970年代后转入由“消费优势”导致的“富国的逆差”。
　　

1820年代的美国北方工厂

4，“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形成的逆差。拉美一些国家和我国甲午以后的逆差就属于这种类型。
　　

5，资源劣势，与“石油输出国”类型相反，这些国家必须大量进口资源，尤其是进口资源用于消费而又缺乏出口产业，也容易导致逆差。我们周边国家中如菲律宾就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6，缺少贸易保护政策，无关税壁垒；尤其是如果贸易对方设置了壁垒而我未设置，就更易造成逆差。
　　

7，最后一项就是“消费优势”。居民相对富裕，对舶来品消费欲高，且购买力强，而贸易对方则相反。这是一种典型的“富国的逆差”。美国1970年代后就是这种情况。古代农业国家中这种情况更普遍。工业化时代这种情况减少了。但是到了“后工业化”阶段，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外移，制成品进口增加，这种情况又多起来。

奢侈品店前络绎不绝的人群

发达国家目前除了德日等少数制造业强国外，至少在“有形贸易”方面呈现逆差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多。甚至波兰、捷克等成功的转型国家，制造业出口虽然仍在上升，但因为消费进口增长更快也已经进入这一行列。而有些国家例如英国，由于消费强势，自工业化以来几乎一直存在有形贸易逆差，而靠无形贸易与投资收入来弥补，也还可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收支平衡。
　　

除了以上7项可以“反推”的原因外，还有一项导致逆差的原因，即“支付手段优势”，这或者指有特殊的“外汇”来源（如拥有大量金矿，或通过对外侵略劫来大量金银），或者本国货币跨国信用度高，贸易对方乐于接受并储存。这就可以不太依赖出口商品而一味在国际上买买买。

显然，这也往往以国力强盛、经济辐射力相对强大为基础。可以设想，贫弱国家低信用的货币无法被接受为支付手段，同时又没有国际货币储存，那是不可能进行高逆差贸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国家就可以进行高顺差贸易。因此这项理由不能进行反推，亦即：支付手段优势可以导致高逆差，但支付手段劣势不能导致高顺差。
　　
在数据比较齐全的当代经济体中，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分析其顺差或逆差来自上述的哪个或哪些原因。但在前近代经济史中，由于信息不全或者有争议，有时常常不能直接导出结论。但是，假如上面给出的顺逆差原因包括了逻辑上的所有可能，那我们就可以用排除法来分析实际存在的原因了。

例如：明清“白银时代”时代的高顺差，原因何在？
　　

明清中国既不是石油输出国那样的资源出口经济，也谈不上“投资品输出”，“低人权优势”也不明显。明清经济并不流行农奴制、奴隶制或种族隔离，尽管专制王朝下谈不上现代人权，可是包括西方在内，那时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也如此（尤其是明代，连英国的“光荣革命”也还没有发生呢）。所以这三项可以排除。
　　

而在技术优势方面，过去流行说四大发明都在汉唐宋元，明清科技和产业技术都是停滞的。近年来推崇“白银时代”的“加州学派”强调明清时期手工业技术有很大进步，甚至农业方面也有“铁塔胜过江东犁”之说。尤其是李伯重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我们对明清经济技术水平的认识。不过，他的工作主要是强调明清技术与产业革命前西方（英国）差距不大，或者说比宋元时代有进步。

即使我们相信这些说法，产业革命后中国与西方相比在技术上并无优势，这个常识还是靠得住的。尤其是中国丝绸出口从汉代只出口绸，到清代以出口丝为主，更说明像丝织业这样的中国传统专长在这个“大顺差时代”也在失去优势。更有甚者，前已指出西方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很难卖出的现象直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仍然存在，我们总不能说到了那个时候中国还有什么对西方的技术优势吧？
　　

所以，至少从18世纪起，中国技术优势产生顺差这一条也可以排除。
　　　　

下面两条就比较有争议了。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过去流行说明清搞海禁，闭关锁国，开禁后也只限一口通商，等等，而西方则一直要求自由贸易。现在又反过来，主流的说法变成闭关锁国只是一时，那时中国还是很“全球化”的。而明清正则关税（货税、船钞）远低于西方的关税壁垒（当然税外陋规很多，这里的争议姑且不谈），更被不少人用以证明明清、至少清代的外贸政策比西方还要“自由”。
　　

而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好解决：西方式的关税控商（过去所说的“重商主义”）明清当局确实不懂——“重商主义”的特点是限制进口、推动出口，这当然有违于现代的贸易自由。但是中国不搞“重商主义”，却远不等于要搞贸易自由。事实上明清时代盛行的是“前重商主义”，即行政壁垒重于关税壁垒，而且不仅限制进口，出口限制往往更厉害，有时甚至搞到“寸货不许入番”、海商即成海盗的地步。不过，这样的限制只会减少贸易总量，却完全不像“重商主义”那样有减少逆差、造成顺差的功能。甚至如果对出口打压比进口更厉害，那逻辑上还应该有利于形成逆差才对。

嘉靖倭寇　　

而“白银时代”却以大顺差闻名。显然这完全不能归因于当时的限商政策。如果这种政策的确有影响，那也只能说它削减了造成顺差的真正原因，假如没有这种“前重商主义”限制，明清的顺差会更大。果然，在鸦片战争战败、清朝丧失海关自主权的年代里，来自西方的进口固然增加了，但中国的出口却增加更快，以至于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景象：“鸦片逆差”减少到零，而一般商品顺差则在甲午战争前更上一层楼。
　　

其实，明清顺差并非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还可以从辩论的逻辑看出：推崇“白银时代”的学者一般也倾向于推崇明清贸易政策，主张这种政策更接近贸易自由，即所谓“亚当斯密在北京”。这本身就取消了回避“穷国顺差”的一条理由。而更明显的是在“低成本优势”问题上，本来当代中国的贸易顺差与低工资、低要素价格高度相关，这几乎是公认的常识了。

而明清时代这些价格与西方相比如何，则颇有争议。过去流行说明清经济与西方已经有很大差距，劳动价格也更低。但推崇“白银时代”的学者为了反对“清代落后论”，却极力找资料证明明清国民生活水平很高，工资很高，地价也很高等等，这等于否认了“低要素价格促进出口导致顺差”的因果。
　

明代士人生活　

这样一来，上列的几项逻辑上有可能导致高顺差的原因都被陆续排除，就只剩最后一项即“消费劣势”了。有人可能说，“低要素价格”或低工资不就等于消费能力低下吗？其实这还是不一样。低要素价格是对生产而言，是对出口利好。而消费劣势是对进口不利，尽管都会推动顺差，但还是有积极消极之别。

如果以汉与清相比，人口与经济总量当然是一千九百年后的清更大，外贸包括出口总量应该也是如此。但人均就不好说了。汉代输出绸（此外主要就是黄金），而清除了一段时间被茶取代外，多数时期丝是占第一位的输出品。在缺乏汉代总量数据、不能直接对比的情况下，仅从丝与绸的附加值差异这一点而言，清的出口能力与汉相比就难令人恭维。我们与其相信“低要素价格促进出口”，还不如相信“低消费能力抑制进口”是明清顺差的主要原因。
　　

显然，这是一项最消极的原因。我因此对那个近年来被捧得无以复加的（据说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顺康雍乾，以至多尔衮、孝庄后，似乎人人奋发有为，个个雄才大略，圣明君主之多开历朝未有之盛）大清帝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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